中 國 鈔 票 雕 刻 師 趙 俊 先 生傳
趙俊（1910-2010年），江蘇常州人，12歲時進入中華書局印刷所雕刻課當學徒，師從雕刻名家沈逢吉先生，時中華書局以印刷有價證券而聞名。早在20年代，印刷所副所長唐駝先生就致力于凹版印刷業務的籌設，從國外引進雕刻制版設備，聘請留日技師、名雕刻家沈逢吉為雕刻課主任。中華書局得以承接公債券、航空獎券和絕大部分鈔券、郵票的印刷業務，其原因之一就是印刷所擁有凹版印刷的第一流先進設備和技術力量，同時也為我國培育了一大批雕刻制版的優秀人才，趙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沈逢吉先生的教育方法極為嚴格，尤其注重誘導學生下苦工于基本功的磨練。新生頭兩年先學習繪畫，從鉛筆寫生入手，靜物、人物素描以及臨摹花邊圖案等。第三年開始實習雕刻技術，也從基本功做起。先用圓規在銅板上劃出一層層圓圈，然后用刻刀沿著劃痕雕刻，用以培養學生的腕力和用刀功力，但仍不廢繪事。趙俊得到如此高明的老師培養，雖年未弱冠，但憑借其非凡的毅力和刻苦努力終于學有所成，深得沈先生青睞，視為薪傳弟子，并以愛女相許。1930年，沈逢吉因病修養，委趙俊照顧課務，后授以代主任之職。1935年1月21日沈先生不幸病逝，臨終前遺言勉勵趙俊勤究刻藝，為國增光；又以未報師恩為憾，囑托趙俊務必代償夙愿。
沈先生故后，趙俊正式升任雕刻課主任。在他出任課主任、及以后在重慶任華南印刷廠廠長、香港分廠第一廠長期間，他以世界第一流的雕刻技藝和卓越的領導才能，不僅為中華書局贏得厚利，為祖國爭得榮譽，也不負老師兼泰山對他的期望之殷。
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“法幣政策”，硬通貨和商業銀行所發行的鈔券一律禁止使用。1937年抗戰軍興，軍需浩繁，通貨開始膨脹，鈔券需求量加大，中華書局印鈔業務發展之快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。趙俊在1935年負責設計雕刻的第一筆印鈔業務就是“中央銀行四川省通用貳角伍分券”，曾得到中央銀行發行局局長李稚蓮的贊賞。其設計的第一套法幣壹元券，正面刻有寶鼎圖案，背面刻有孔子問禮圖，兩面配以古色古香的花邊，更是設計新穎、典雅大方，富有民族風格。以后承接中央行的壹元券、拾元券以及壹角、貳角、伍角輔幣券，圖案設計更有創新。1938年趙俊（28歲）雕刻的孫中山鋼像和1940年（30歲）刻的孔祥熙鋼像，獲得中外名家的一致好評和推崇，其中孫中山先生鋼像曾用于當時發行的17種不同面額的幣券上，成為央行紙幣上的標準像，就連世界鋼版人像雕刻權威、美國雕刻家撒威吉（ROBERT SAVACE）見之也推崇不已。
抗日戰爭爆發，1938年中華書局把所有的印鈔設備和從業員工全部遷往香港分廠。抗戰后期，中華書局在重慶開辦華南印刷廠繼續承印鈔券業務，李叔明（當時的中華書局新任總經理）即委趙俊任廠長。不久日本戰敗投降，又委其為香港分廠第一廠長，足見公司當局對他的器重。
趙俊主持港廠工作期間，在企業管理上發揮了卓越的領導才能。茲舉其犖犖大者：其一是追回了被日本占領港廠時的大電機，其二是改變工序解決生產難題，其三是治事嚴謹，知人善用。他的嚴于律己、任人唯賢，無疑是他管理工作的成功之道。1951年，他離港去巴西自創事業，不久即成為僑界商會領袖。
趙俊早在弱冠之年，就已開始搜集中外古今的雕刻名作，作為自己藝術上的借鑒。在日本舉辦的三次展覽會上都得到了很高的評價：1964年第一次帶去的250件展品，被日本報界譽為“趙俊先生感人的禮物”；1966年第二次帶去的另外250件，報界評以“先生自己曾是活躍一時、世界一流之雕刻師、世界有名的雕刻家。許多優秀的作品，即使雕刻家也不易見到，為世界最高水平紙凹版雕刻展，先生對雕刻的熱情真令人感動”；1986年第三次展出的450件，也就是他為此而付出五年心血考證注釋的珍品，被報界說成“這種藝術氣氛極為濃厚的雕刻展覽，在世界上亦堪稱盛舉”。
1962年，趙俊特地從巴西前往日本東京，此行目的是為了實踐老師臨終的囑咐，為老師的老師細貝先生后代提供去國外留學的資金，以償還他代師報恩的夙愿。趙俊先生的大小義行難于盡書，如一再對唐駝、王瑾士兩位老所長遺孀在生活上的資助，把自己的成就歸功于工務部長周文彬對他的鼓勵與幫助等等，高風亮節，令人贊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