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年前的“金融風潮”
記上海中國銀行的抗“停兌令”
（鎮海） 蔡小軍
一、山雨欲來——北洋政府之停兌令
進入民國以來，中國政局屢加變故，北洋政府之財政亦入不敷出，其局面常是“唯有向銀行借款方可度日”。民國四年（1915年）底，袁世凱稱帝，12月云南起義，貴州、廣西等諸省隨之響應，并相繼宣布獨立。民國五年（1916年）3月，袁氏被迫撤銷帝制，但仍計劃以武力鎮壓西南，藉以維持其北洋系的原有勢力。戰爭第一前提的就是錢，再加之袁氏在稱帝前后亦耗資頗巨，所以如何籌錢乃是北洋政府首務之急。
為此，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秘密策劃合辦中國、交通兩銀行，集中兩行各地分行之所有庫存現金約1000余萬元以備急用，并建議發行一種不兌現鈔票。當時，交通銀行的紙幣發行總額約達3729萬元，對政府之墊款高達約4750萬元；而中國銀行的紙幣發行總額約達3845萬元，對政府之墊款約1204萬元。
同年4月間，交通銀行京、津、滬三分行已無充分之準備金，陸續出現存戶提存和擠兌鈔票之情形。繼而，政府擬發行不兌現鈔票消息外泄，京津兩地市面恐慌，群起向中、交兩行擠兌，政府在束手無策之下，悍然決定采取鈔票停兌和存款止付現銀的政策。5月12日，國務院正式公布《停兌令》，規定：“自即日起，所有中、交兩行已發紙幣及應付款項，暫時一律不準兌現付現。……各省地方均不準私自違令兌現、付現，并嚴行彈壓，禁止滋擾……”。此令一出，也間接宣布了北洋政府財政與金融的破產，很快便引起了全國性的金融恐慌與停兌風潮。
二、中流砥柱——上海中國銀行之對抗
5月8日，中、交兩總行曾密令中國、交通上海分行遷往租界外的南市十六鋪地區營業，兩分行均曾電詢遷移之原因，但未有回復。12日清晨，上海中國、交通兩行同時接到其北京總行轉來國務院停兌鈔票、止付存款的命令，上海交行次日即登報公告遵令停兌。
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、副理張嘉璈等人經再三考慮及協商，認為銀行決不能停兌，若按照命令執行，則銀行信用掃地，永無恢復之希望，而中國整個金融組織亦將崩潰。宋氏甚至表示：“官可以不做，鈔票不能不兌現，錢來自老百姓，還要還給老百姓。”隨即核算出滬行所存現金準備，約占發行總額及活期存款數額的六成以上，可以應付擠兌及提存風潮，縱有不敷之數，尚有其他資產可以抵押變現。于是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毅然決定拒絕接受北洋政府的“停兌令”，照常兌現、付存，并與滬上各金融家等密商對策，采取如下措施：
一、12日，上海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開會議決五項辦法：“1、上海中國銀行事務悉歸股東聯合會主持，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項；2、本行所有資產負債，移交外國律師，代表股東管理一切，并隨時有查賬之權；3、將準備金移交外國律師代為保管，上海分行鈔票隨時兌現；4、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兌；5、將來各商家設有損失，悉歸股東聯合會負責向南北政府交涉，歸正式政府承議。
13日，股東聯合會登報公示，并由英國律師古柏和日本律師村上代表股東接收全行財產后，再具函全權委托原經理宋漢章、張嘉璈照常主持營業；英國律師葛福來代表存戶致函宋、張二經理，要求“將存款及鈔票準備充足，照常兌付”。
二、由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、常務董事蔣抑卮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，分別代表中國銀行股東、存戶及持券人，各請律師向法庭起訴，控告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副理有損害彼等權益行為，要求法庭阻止。如此行之，其目的是：在訴訟未判決之前，北京當局不能撤換現任經副理，以便宋、張二經理能夠順利執行預定之計劃。
三、12日晚，由上海中行襄理胡善登聯絡銀錢業，委托代兌鈔票事宜；由滬行提供現款存放于代兌之南北各錢莊，每家現洋5000元；同時也委托各外商銀行代兌，每家各存現洋數萬元；這樣可以分流擠兌人群，藉以維持鈔票信用。
三、風平浪靜——擠兌風潮的平息
5月13日，市面在得知“停兌令”后出現極度恐慌，當日擠兌者即有2000余人，勢如潮涌、蜂擁而至，在中國銀行門口喧擾不堪，使得巡捕房也不得不派人維持秩序。第一天上海分行共兌出57萬元。
14日周日，銀行原本停業，但為安定人心，特破例宣布開門半日，但當天擠兌人數仍有2000余人，秩序一度混亂。
15日，上海分行在各大報紙刊登廣告以表歉意。是日各外商銀行經理開會議決，一致贊成協助上海中行至必要之限度。華俄道勝銀行以現洋50萬元接濟中行，并致函各國領事團轉報駐京各國公使團。消息傳出，人心稍定，該日擠兌人數減為400余人。14、15兩天共兌出70萬元。
16日，英、德、法領事館接到北京公使團贊同協助中行之復電，該日擠兌人數減至百余人，兌出27萬元。17日，情勢已趨緩和，兌出13萬元。各銀行收到滬行鈔票，隨時即用出，并不持往中行兌現，市面流通情形逐漸恢復正常。至5月19日，擠兌風潮平息。
當時的上海已是全國的金融中心，又是對外貿易的第一口岸，上海中國銀行如果遵令停兌，勢必會進一步引發全國性的金融風潮，這對各中外銀行及中外企業都將產生不利影響。因此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抗“停兌令”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，并最終取得勝利。之后，南京、漢口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等分行也相繼仿效，使得東南金融得以保全穩定。相反，北京、天津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控制下遵令停兌后，整個市面商業停頓、物價暴漲，從而引發更嚴重的“京鈔風潮”，紙幣跌至五六折，并延續十年之久。
上海中國銀行在抗“停兌令”之前，其上海地名券（簡稱滬券）的發行額為400余萬元，約占中國銀行總發行額的10%?？埂巴读睢笔录某晒?，自此也使得上海分行的信譽深入人心，滬券的發行量和流通區域迅速擴大，逐年遞增，至1920年發行額達到1220萬元，約占中國銀行總發行額的20%，而且逐步改變了由外商銀行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局面；至1928年底，滬券發行量達到11195萬元，約占全行總發行量17230萬元的65%，而且滬行的資金運用與調撥，早已遍及華東和華中各省。
四、吉光片羽——兼談早期中國銀行上海地名券
中國銀行誕生于上海，同時也是最早發行紙幣的分行。上海分行早在1912年倉促開業時，即以發行利用大清銀行兌換券改造的中國銀行“李鴻章像券”，隨后發行的便是“黃帝像券”。中國銀行上海地名的李鴻章像券、黃帝像券，就其檔案顯示曾發行過很多次（實物均有數種簽名），此外滬行還是最早推行領券制度的銀行。
就常理而言，中國銀行李鴻章像、黃帝像上海地名券發行為數既然不少，應該會留存下來比較多的鈔票實物。然事實卻完全相反，這些鈔券非但存世難覓，甚至可以用“吉光片羽”來形容亦不為過。
回顧歷史，深層次的來加以分析，我們完全可以找到答案，這與抗“停兌令”也有著密切的關系。首先，自“停兌令”頒布后，京、津等分行拒絕兌現，而上海分行則維持兌現，所以當時有很多人將黃帝像的其它地名券涂改成上海地名，藉以來上海冒用；甚至連作廢或之前早已停兌的云南、四川、廣東各地名券亦有紛紛涂改來冒用者。從今天的實物而言，包括之前某些拍賣行曾拍賣過的上海地名“黃帝像”券，幾乎都是昔年的偽改地名券。筆者曾經過研究，這些偽改券的原本地名大抵以北京、云南、四川及廣東等4種為主。這種偽改券之冒用等情節，在中國銀行行史及其他檔案中均有詳盡之描述，甚至一度成為滬行的一大困擾。
1918年，上海中國銀行開始發行民國七年版的上海地名券，同時也將原有的李鴻章像券、黃帝像券等舊券徹底加以收回。這種七年版地名券仍由美國鈔票公司印制，其最大的特點是：其一，上海地名券與其他分行的地名券顏色完全不同；其二，是鈔票的底紋內均印有大量“上?！钡孛?。這種措施，完全是用來針對偽改券的困擾，事實上也起到標本兼治的杜絕作用。
中國銀行上海地名的李鴻章像券和黃帝像券，是中國銀行鈔券系列中最為難找、珍罕稀有的品種之一，值得珍視和研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