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銀行袁世凱像券
（南京）孔祥賢
在中國銀行的紙幣中，有一套著名的“袁世凱像”券，這是集鈔愛好者廣受青睞的名譽品。但這套紙幣并未正式發行，其前因后果亦頗為值得介紹。
民國三年（1914年）初，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周自齊明知中國銀行所存鈔券甚多、無須印制，竟瞞過中國銀行，串通制用局局長徐恩元，由徐出面向美國鈔票公司私自訂印中國銀行的壹圓票1億張，其用心誠不可問。
3月5日，周自齊批準了徐恩元上呈的印鈔報告。3月20日，財政部函告中國銀行：“以后貴行如需用一元鈔票，盡可向本部撥用，務希勿再訂印”。
公文往返之后，中國銀行于4月3日函復拒絕：“查本行鈔票向系本行與承印人訂印，凡現在行用者除將原訂大清銀行鈔票改印外，其花紋式樣實已漸歸一致。前奉大部制行字833號函稱各節，在本行以為此項一元鈔票一萬萬張事前并未與本行接洽，當不至印有中國銀行字樣，茲奉覆示均有中國銀行宇樣，實出本行意料之外，況花紋式樣又與現在本行行用者不同，是歧之又歧，將來中國銀行兌換券永無一致之日，本行不無疑慮。且此項一元鈔票印本既鉅（筆者注：其中包含經手人回扣，印價當然高了），行用亦尚不需此數，礙難遵照大部制行字第833號公函辦理”。
周自齊自知理虧，批道：可由幣制局與銀行面談，不必復函，免有誤會。財政部派出稅務處督辦梁士詒、幣制局總裁梁啟超、制用局長徐恩元，前來與中國銀行總裁湯睿“會議”。在如此“磋商”下，湯睿不得已開單，壹圓券照印5000萬張，其余5000萬張改為伍圓、拾圓、伍拾圓、壹百圓四種，由會議“決定”。美鈔公司以印費照舊，遵照改印。
民國四年（1915年）4月，該項鈔票裝船運華，在日本函館洋面沉沒，該批3，500萬元只撈獲少數，因此形同廢紙，不能發行。所余5.65億元鈔券分存財政部及中國銀行庫房內，空占庫容，諸多不便，后于民國六年（1917年）間銷毀。
該項鈔券印費共計英金25萬余鎊，折合銀元300萬元，付之流水，雖然外界都有懷疑，而周、徐等人“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為之”，如此政府，怎能不垮。
這套“袁世凱像”券，雖有五種面額，而正背兩面圖案基本相同（僅面額不同），這當然是為了節省雕版費用。正面正中為袁氏半身像，免冠戎裝，版式一般，背面為英文。但與以前各券相比，有兩個特點：
1、在袁像之下，印有“憑票即付中華民國國幣x圓”字樣，以前只稱“通用銀元”，表明這是與《國幣條例》相配合的。
2、下端邊框正中有“中華民國三年十月四日”字樣，以前是只印“年”，頂多到“月”，而無具體日期的。
10月4日是什么日子呢？原來1913年10月4日是國會公布《總統選舉法》的日子，根據該“選舉法”，在軍警的圍困下，10月6日議員們被迫“選”出袁世凱為大總統。
由此可知，周自齊、徐恩元二人是以此券來作為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的紀念品，頗有“溜須拍馬”之屬性！
注：袁世凱（1859-1916年），字慰廷，號容庵，河南項城人。自幼習文練武，尤善騎射兵法。1874年從叔赴京讀書，但屢試未中。1881年，赴登州投奔其養父袁保慶之結義兄弟、淮軍將領吳長慶，任幫辦營務處。1882年朝鮮“壬午軍亂”，隨軍東渡朝鮮，其治軍嚴肅、調度有方且作戰勇猛，在平定兵變后被報為頭功，故朝廷令其以幫辦朝鮮軍務之職駐扎藩屬，協助訓練朝鮮新軍。1884年指揮清軍擊退“甲申政變”中的日軍，得李鴻章之賞識，升任“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”，直至甲午戰爭前回國。1895年，奉命在天津小站督練新軍，使中國軍隊從八旗綠營制度改變成近代陸軍，同時也培養了大量軍官，逐漸形成北洋軍系。戊戌變法時期，一度贊成維新，后又向榮祿告密，得慈禧太后信任。1899年升山東巡撫，曾鎮壓義和團。1900年庚子事變，加入“東南互保”，使山東免受戰亂。1901年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，次年兼任參預政務大臣和練兵大臣，練就北洋六鎮，又兼任督辦電政大臣、督辦鐵路大臣及會議商約大臣，形成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。1907年，赴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，成為中樞重臣。1908年底，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病死，旋被攝政王載灃解除官職，歸隱河南，韜光養晦。武昌起義后，于1911年11月1日復出，授內閣總理大臣。2月12日逼清帝遜位，15日當選臨時大總統，3月10日在北京就職。1913年鎮壓二次革命，10月6日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。1914年頒布《中華民國約法》。1915年5月，曾與日本簽訂《二十一條》。同年12月12日宣布稱帝，改元洪憲。此舉遭到全國反對，并引發護國運動。1916年3月22日，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又被迫取消帝制，仍稱大總統。5月下旬憂憤成疾，后于6月6日病逝，時年57歲。他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，但他曾積極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統一，亦對中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貢獻，而他一生最大的敗筆則在于稱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