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票號之百川通史話
（鎮海）蔡小軍
百川通，乃山西十大票號之一，始創于清咸豐十年（1860年），財東是祁縣渠家的渠源湞、渠源洛、渠本立氏。祁縣渠家，乃清末“晉商八大富豪之一”，在祁縣城內有十幾個大院，千余間房屋，占地3萬多平方米，人稱“渠半城”，迄今仍留有渠家大院博物館（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），錯落有致，氣勢恢宏。該家族自明代即始經商，傳至14代渠同海時“走西口”，遠赴包頭、內蒙一帶經營糧油、茶葉、私鹽發家，后又發展到綢緞莊、茶莊、錢莊各業，積累了豐富的商業資本，故其第17世曾孫渠源湞氏在創辦票號時，特以曾祖的字“百川”命名，取“百川通”乃寓意“百川通大海，財源滾滾來，水到渠成，川流不息”。
其資本銀共16萬兩，分銀股10份，另有人力股30份，以每4年開一帳，最多每股分紅2萬兩，一般則在1萬兩左右，可見其營業極盛，獲利匪淺。經理先后有武大德（平遙城內人）、渠川至（祁縣人）、龐凝山（平遙人）、劉敬義、雷中壽（平遙油房堡人）等，多為錢業翹楚，知人善用，經營有方。
總號設平遙城內，分號23處，遍及太原、太谷、祁縣、北京（崇文門外草廠十條胡同）、天津、上海（興仁里）、武昌、漢口、沙市、長沙、湘潭、常德、成都、重慶、貴陽、昆明、梧州、桂林、廣州（濠畔街）、潮州、汕頭、西安、三原等各大要埠。
北京分號乃一重點，多為結識朝中大佬，捕捉信息、投資官員，一度借墊過頤和園的“海軍經費”、負責代辦京城的昭信股票等，經理王浩廷氏交游廣泛，在京城勢力很大，曾任北京商務總會總辦，頗負盛名。
百川通的業務向以匯兌為主，主要攬接朝廷的各項匯解款項。據說經營之初，渠家與晚清重臣曾國藩、曾國荃、張之洞等交往十分密切，迄今當地仍流傳有“百川通的銀子，張之洞的門子”之民謠。例如光緒十二年（1886年）四川匯解海軍衙門款項、廣東匯解順天直隸賑災款、光緒十六年（1890年）廣東奉撥鐵路經費、光緒十八年（1892年）湖南協餉廣西修筑炮臺銀、光緒廿五年（1899年）湖南攤派英德借款項、四川匯解昭信股票項等等，類似這樣的巨額匯款，百川通時常經手，不勝枚舉。尤其在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庚子事變時，西太后西逃經平遙，百川通曾恭迎圣駕，特備名廚進膳，并與其他八家票號共為湖南匯兌10萬兩京餉到平遙，備題用。
除匯兌外，它還積極從事官款的存放業務，例如津海關的存款、云貴總督的協餉借款，甚至1911年廣東官銀錢局因鐵路風潮被擠兌時，亦曾提供借款。
此外，百川通還是最早與外商銀行發生存放款的票號，也是在1885年最早使用電匯業務的票號之一，它的經營理念非常卓越，尤其在長江一帶更是久負盛名、最具信用。
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與風光，最終在經歷了變革時代的金融風潮和辛壬戰事后，百川通票號已元氣大傷、無力為繼，至民國七年（1918年）正式宣告歇業，歷時共59年。
附記：百川通票號的財東渠源湞為人精細、辦事穩妥，就在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山西票號業鼎盛之際，當年百川通加入盈利高峰，每股分紅達2萬兩之時，他認為“有賺必有賠，今天賺得多，明天賠得多”，于是急流勇退，在分紅后馬上將股本抽出，第二年票號果然發生倒賬風波，出現嚴重虧賠。進入二十世紀后，更因時局動蕩，渠老財的理財方法變得非常保守，急驟收縮商業投資，卻把大量的白銀采取最原始的窖藏方法，但這也確實躲過了當年席卷全國的金融風潮。辛亥革命時，山西軍政府成立后因財政困難，特向渠家提出借銀幾十萬兩，經閻錫山一再保證日后一定償還，渠老財才勉強同意借銀30萬兩，但還是在其中做了手腳，讓銀爐連夜將銀化開摻假鑄成元寶，雖然這筆借款后來也如數歸還了，但其精明程度可想而知。據說，渠老財死后，他的后輩僅在其住宅一窯就曾挖出白銀300萬兩。
又值得一提的是，渠老財的長子渠本翹卻是中國近代史上集官、商、紳一體的社會活動家，官居三品，曾任內閣中書、清廷駐日本橫濱副領事、山西大學堂監督（即校長）、山西商會會長等職，倡導修筑同蒲鐵路，為贖回礦權而發起創辦保晉礦務公司，服務鄉土，貢獻至偉。
